材料一

　　2016年1月25日，一段名为“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一位身着白色羽绒服的女子大声怒斥看病难：“一个300元的号，问我要4500元。我的天，老百姓看病挂个号要这么多钱，这么费劲。我们凭本事大早上在那等一天，挂不上号。你票贩子，哪怕说你站在这挣本事钱，站着受冷也行。你们票贩子占个东西，最后快要签到了来了10多个人往这一站，你们是啥呀？你们咋这么猖獗呢？就搁个小板凳，连动都不带动的。”目击者称，视频发生地医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当时女孩排在第三，同时开的共有三四个挂号窗口，当天的专家共有10个号，她手慢了一些就没抢到。”该名知情男子称，女孩因为是从外地来的，看到这一情景很是激动，开口指责，于是有了视频中的场面。

　　材料二

　　针对网路视频，广安门医院回应称，这件事发生后，院方已经为这名女子安排了医生诊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医院有号贩子，院方正在开会研究回应。”

　　1月27日，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已责成北京市卫计委认真调查，严肃查处医院工作人员与“号贩子”勾结，卫生部门和医院要密切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号贩子”。他在参加海淀团小组审议时回应说，北京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大医院人满为患，“患者挂不上号，连北京人也挂不上。”鼓励大家采取预约挂号，不要同“号贩子”交易，以免受骗。

　　材料三

　　就在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市卫计委发声的同一天，某央媒在北京市广安门医院以及另外两家著名三甲医院中发现，号贩子仍在顶风作案，号称“北京三甲医院专家号都能买到”，还“能挂不出诊的专家的号”，甚至连保安都能提供“号贩子”的电话。

　　材料四

　　“号贩子”拿号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网上囤号。多数医院的网络挂号平台并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实名制成了“伪实名”。一些“黄牛”利用已有身份证件甚至编造虚假身份信息，先将线上号源“秒杀”囤积，找到买家后取消原有预约，再用患者真实姓名补占。二是倒卖占位。不少“号贩子”在医院专职蹲点，常年占据排队挂号的“队首”位置，甚至暴力干扰患者正常挂号。三是获取医院内部号源。多数号源主要是通过前两种途径倒卖出去的。

　　材料五

　　早在2010年，北京就严打医托票贩子，规定5类违法行为严重者将判刑。全国各地也时常展开针对“号贩子”的专项行动，如武汉警方联手医院进行“黑名单”制度，但倒号、卖号行为依然屡禁不止。2015年，北京警方仅在儿童医院就抓获黄牛、号贩子245人。

　　2012年，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具体操作中，因为“号贩子”一次牟利数额不大，只能对其作出5至15日行政拘留的治安处罚，并可处以千元以下罚款。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郑雪倩表示，我国刑法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这对打击倒票行为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但对于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号贩子”，我国刑法目前没有针对性规定。低违法成本与高利润收益相比，不少“号贩子”愿意铤而走险。北京的宋晓鹏法官曾建议有关部门加强调研，制定行之有效的和有针对性的法规，严打“号贩子”。

　　材料六

　　有网友表示：奔走千里寻名医，一号难求败黄牛，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痼疾非朝夕可破，但至少应让漫长排号的煎熬“苦”得其所。但愿风波过后的真民意被看清：比起专家号，人们更想挂上的，是一张透明的“公平号”。

　　《华商报》评论称，这些处于一线的黄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围绕专家挂号已经形成了利益链条。在每一个“医疗黄牛”的背后，都站着一群装睡的人，有关方面不是不知道黄牛的存在，也不是不知道舆论的愤慨，他们只是没有体会到看病难，所以无动于衷；更有人从黄牛处获益，所以放任放纵。

　　《京华时报》评论称，真相并不是“没有勾结就没有黄牛”，而是“没有资源紧缺就没有黄牛泛滥”。黄牛的猖獗，病根仍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以及专家资源的高度稀缺。“黄牛”问题，问之医院，问之警察，都不如问之医疗体制改革。“医改”已经进行了20多年，“新医改”也进行了不下10年，然而为何总是改不到位呢？

　　问题一：结合材料，请你分析“黄牛号“屡禁不绝的原因。300字以内。

　　黄牛号屡禁不绝，实际上反映的是“看病难”。产生这一问题，既有表层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一是挂号程序存在漏洞，让“黄牛”有机可乘。“黄牛”通过网上囤号、倒卖占位和医院内部关系，掌握了大量号源。二是监管不到位，对“黄牛”倒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存在相互勾结的问题。三是法律不健全，违法成本低。刑法对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无具体规定，只能参照《治安处罚法》治理，违法成本低。

　　从根本上来说，“黄牛号”屡禁不绝，源于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和专家资源稀缺，由于分级诊疗制度尚未建立，导致医疗诊治机制运转不畅；管理方式落后，过度的行政干预扭曲了医疗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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