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6年春节期间，两则有关婚恋的新闻火爆社交网络。其一是“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上海女孩到江西农村的男友家吃了一顿饭后，因菜色实在太差，艰苦程度远超想象，一时接受不了，撇下男友走人。其二是“掀桌女”事件，城里媳妇辛苦给农村公婆烧了一桌菜，结果被公婆撵到厨房吃，愤怒掀桌。尽管这两则消息均为证明为假新闻，却引起了人们对于城乡差距的思考。

　　材料二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家在选择媳妇上有更多的可能性。当地年轻人大规模外出，成就了一批“富人”，也改变了交往方式。以往，村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范围大多囿于镇上的学校、集市、庙会等为数不多的公共场所。每逢赶集，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在街上寻找“缘分”。有时看上哪个姑娘，在大街上不好意思开口，只能一直跟到人家村里，再找人来说媒。吕楼村老一辈的人们，几乎都是在本乡内通婚，“过年走亲戚，骑上半小时的自行车就到了娘家”。

　　现在，每逢年关，返乡的年轻人也会到集市上去“凑热闹”，但他们更多时候都坐在家里，用手机频繁地刷着“附近的人”，或者跟千里之外的网友聊天。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农村，旺盛的社交需求，以及对浪漫的天然向往，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逐渐释放，农村青年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自由。村里有几个男青年，不用父母操心，就带回了“在QQ上聊来的媳妇”，这种异地“自谈”的恋爱，不仅让双方家庭谈判更加简单，也大大降低了彩礼的价格。现在，村里来自外乡、外县，甚至操着外省口音的媳妇越来越多，这些外地媳妇本来和吕楼村的青年一样，都是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的，他们在城市相遇，然后恋爱结婚，这些变化在吕楼村老辈人那里是难以想象的。但凡事总有两面，这些外地女性的婚姻存在不稳定性，不少外来媳妇最后“跑”了，留下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

　　而在村内，女孩也依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而被标上了不同的价格。在吕楼村的“婚姻市场”，如果按女方的学历来定价的话，通常的“价格”是：本科15万元，大专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

　　材料三

　　张湖家所在的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的穷山村，该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蜿蜒的山路环绕着陇东的大山，路的一旁就是悬崖，“太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方，彩礼涨得越高。”张湖为了支付儿子结婚的彩礼，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下了15万元的外债。这几年，佛殿湾村里有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为常，“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多少钱买的”。一个“买”字透出了村民的无奈，也折射出彩礼背后农村婚姻的冷峻现实。

　　材料四

　　有学者研究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在河南东部的某个村庄，一女难求，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而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在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价的主导因素。

　　七八年前，在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现在礼金往往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材料五

　　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7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那就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16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放到现在，大概要20年才付得清。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当稀缺的女性被分配到数量更多的男人中间，就会使男人形成竞争，男人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

　　河南的一个村庄，一年娶了40多个媳妇，远远多于周边村庄，原因是提高了彩礼价格，周围村庄都给10万元，这个村给12万元，周围村庄的人抱怨归抱怨，但也只得跟着把彩礼抬高。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婚姻也是个市场，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着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议价能力较弱，为了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中获胜，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由此产生示范效应，其他人也相应提高彩礼数额，进而使彩礼平均水平上升，形成恶性循环。”

　　材料六

　　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网络上留言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乡镇也普遍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礼问题。2015年6月，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想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但是村民反映：“文件根本到不了我们村，这样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问题：你如何看待农村婚姻中的“天价彩礼”？请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要求切实可行。

　　彩礼即聘礼，从传统而言，彩礼意味着明媒正娶，双方家庭对婚姻的认同。但是当彩礼超越当事人能力，被过度利益化，演化成为不能承受之轻的“天价彩礼”，从表面上看，反映的农村社会风气问题，从深层次来讲，是由于农村社会治理缺陷导致的行为失控，是一种社会病态，民俗变成了庸俗，挑战婚育新风和文明乡风，给农村家庭套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大批年轻人深受其害，必须坚决制止。

　　产生天价彩礼的原因，尚邦遴选网专家认为，一是人口流动导致供求畸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大量向城市流动，年轻女性成为农村地区的“稀缺资源”，使男人在婚姻选择中形成竞争，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

　　二是农村男女比例失调。很多农村地区长期存在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僧多粥少，为了娶到媳妇，男方家庭不得不花费重金。

　　三是攀比心理作祟。有些人认为谁家嫁女要的彩礼多，娘家就有面子。一些农村富裕家庭结婚大操大办也引发其他村民竞相攀比，很多人打肿脸充胖子，也是导致农村结婚费用飞涨的重要原因。

　　四是受拜金主义和多元思想冲击。部分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将索要“天价彩礼”作为脱贫致富、女方父母养老的手段，作为多年养育的补偿，等等。

　　在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累积效应下，“婚姻梯度挤压”现象日益严重。农村身价高的女孩被城里人挑走了，贫穷地区的女孩被富裕地区的抢走了，有钱的男人开始在低龄女性中择偶了，加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等陋习，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娶妻难。

　　农村未婚大龄男青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治理“天价彩礼”，妥善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关系到家庭安宁和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尚邦专家认为，解决“天价彩礼”这一顽疾没有“速效药”，简单的宣传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全面放开二孩等人口政策的调整短期内也难以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政府部门、社会、村民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多方协同。

　　一是发挥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力量。《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法律对“买卖婚姻”的形式没有具体说明、“索取财物”的数量也未具体规范，在执行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完善和细化法律，使其便于执行，发挥制度对“天价彩礼”的约束性作用。

　　二是着力发展经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只有发展才可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当前，关键是要抓好精准扶贫工作，想办设法提高青年的文化素质和就业本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摆脱贫困。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村民们日子过好了，不再为生计发愁、不再为养老发愁，才能治理“天价彩礼”产生的病根。

　　三是坚持移风易俗，加大文明婚俗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主义新风尚、文明婚俗的宣传力度，通过乡规民约等方式，引导广大村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落后的婚姻习俗和生育观念，提高村民的素质和文明程度，让“天价彩礼”不再阻隔乡村爱情。

　　四是公职人员率先垂范，当好表率。“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干部要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严格遵守中央改进作风的若干规定，自觉摒弃陈规陋习，从自身做起，形成示范效，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