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潘新明的父亲潘泽黄被人举报倒卖文物，当地警方因此扣押了他家的100余件收藏品。之后的25年里，有关方面没有展开任何后续调查，潘泽黄的案件也未能坐实，于是，从前几年起，潘家父子开始尝试通过信访手段向公安局讨回这批被扣押的藏品。然而，当地的警方在信访答复意见书中表示：被扣藏品已经交给了当地博物馆保管。而就在潘新明疑惑是否该去博物馆讨回藏品的时候，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又告诉记者：博物馆认为这批藏品不适合个人收藏，不会归还。

　　潘新明的苦恼，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苦恼。这些年来，类似新闻并不少见，央视原电视节目主持人方宏进被扣120万元财产无法讨回，吉林商人被扣大量黄金历时十三年讨回……被警方扣押的物品、钱款“有去无回”，已经成为了许多被扣押物主的心病。在《物权法》已经施行八年的今天，这些物主的权益依然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扣押物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涉案财物管理实行办案与管理相分离、来源去向明晰、依法及时处理、全面接受监督的原则；第四条又规定：公安机关管理涉案财物，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调换、截留、坐支、损毁、擅自处理涉案财物。然而在本案中，当地警方用了几年时间，才明确了被扣藏品已移交博物馆的事实，对物品的来源去向管理并不规范，而且其移交过程明显缺少合法程序。公安机关按理说zui应带头守法，严格执法，但是个别地方的公安机关，连上级主管部门出台的专项规章都无法严格落实，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些被扣物品“有去无回”的案例，也折射出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在之前提到的各个案例中，向警方讨要被扣财物的物主，无一例外都是无罪之身。换句话说，警方当时以犯罪嫌疑为由做出的扣押决定，早已失去了法理效力，警方对这些人，负有归还其被扣物品，弥补其损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一些官员却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习气，面对事主显得十分倨傲而蛮横，说不还就不还，不愿认真依法回应物主的合理诉求，这显然是与中央“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精神和建设法治中国的国家目标相违背的。

　　毫无疑问，被警方扣押的物品不应“有去无回”，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执法机关在制度和理念两个层面做出改革。

　　在制度上，各级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包括《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在内的法律规章，制定细致可操作的扣押物品登记保存制度，确保所有公安机关临时保管的钱物之去向，都有迹可循，而不至于因为缺少登记制度制造一笔又一笔“糊涂账”。同时，扣押不同于罚没，警方执行的仅仅是保管权，除非经过法院判决，否则没有权利对被扣财物进行处分，所以，类似“把扣押物品移交博物馆”这种违法处分扣押物品的事，也是必须彻底杜绝的一种行为。

　　在通过制度治标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的理念也需要随着时代进步，由此方能治本。执法人员zui需要确立的就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现代物权意识，在过去，因为立法和一些历史文化因素，我国基层人员一直较为缺乏这方面的意识。随着《物权法》出台，执法人员作为手握权力者，自然需要率先培植物权意识，只有当每个人的财产权都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我们才能让这种“有去无回”的荒诞故事不再重演。